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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人身伤亡侵权损害赔偿标准研究

上一篇:船员人身伤害的主要法律规定        下一篇:解析海难救助的有关知识
分类:人身伤亡 发布时间:2015-01-26 14:36:07 来源: 浏览: 收藏 正文点这评论:(0人参与)

摘要:本文以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着眼点,从我国目前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存在的问题入手,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着重对海上人身伤亡侵权损害的赔偿标准进行探讨。本文主要从海上突发侵权行为人身伤亡赔偿标准(包括涉外和非涉外两种)、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海上人身伤亡侵权赔偿标准、雇佣合同履行过程中海上人身伤亡侵权赔偿标准以及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人身伤亡侵权赔偿标准四个方面对赔偿标准问题进行研讨,但又不是泛泛而论,主要针对四种赔偿标准中尚存在不同观点的方面,如涉外海上突发侵权行为赔偿标准的限额问题、非涉外海上突发侵权行为赔偿标准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侵权赔偿所涉及的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的关系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着重的探讨。最后,本文从指导思想、制度完善、立法建议等方面谈了对于海上人身伤亡赔偿制度完善和建议的几点想法,以期对我国上述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有所帮助。

全文共13278字。

以下为正文。

海上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后,受害者及其亲属最关心的法律问题莫过于能否获得赔偿和赔偿数额的多少。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系统、完整的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体系,相关规定散见于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且我国土地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种地方性法律、法规层出不穷,执法者往往有无所适从之感。为此,笔者拟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着眼点,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对海上人身伤亡侵权损害的赔偿标准作一细化,以期在审判实践中对审理类似案件有所帮助。

一、存在的问题

最近六年来(从2002年至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件共66件,从2002年的15件到2007年的29件,在总体趋势上逐年递增,自2004年《解释》施行后,增势尤为明显[1]。虽然,《解释》填补了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立法上的一些空白,但是由于其立法层次较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上的立法欠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系统、完整的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作为我国的基本大法,其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只有一个条文,即第一百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该条文未能发挥其统率单行法和行政法规的作用,从内容看,赔偿的项目仅五项,而司法实践中的赔偿项目高达十几项,且该条文对赔偿的标准和计算方法也完全没有规定,远落后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无法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直接依据。基于这一现状,各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纷纷对各自领域中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作出了规定,由于缺乏统一,各种规定之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冲突。例如,1992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涉外规定》)中人民币八十万元的限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中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中所规定的限额冲突[2]。由于基本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相关立法的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又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因此,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混乱甚至矛盾的情况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存在。

(二)司法解释在人身损害赔偿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法律

司法解释是对法律适用的解释,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法律如何适用进行解说和释疑。但目前司法解释大大超过了这一应有的范围,在很多范围内具有了“造法”的功能。《解释》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解释》不仅直接更改了法律的规定(例如将《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残疾受害者主张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规定为“残疾赔偿金”),还对法律未涉及的内容(如,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导致出现了司法立法化的情况。然而,中国立法的现状又不能没有庞大的司法解释作为立法的补充,假如取消司法机关的这种“造法”功能,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就会成为一个“空壳”。我国司法实践中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现状就是:从形式上看,民法基本法对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只有一个条文,在单行的立法中,一些单行法律仅仅规定了几个赔偿项目,有的法律虽然规定较为详细但适用范围有很大的限制,这些条文加在一起不过十几条,但《解释》的规定却有几十条;从实质内容上看,《解释》所作的规定很多超出了《民法通则》和以后通过的单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中,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如仅按法律的规定办,会陷入无法处理的窘境,因此只能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三)因赔偿标准的差异而引发的“同命不同价”问题

《解释》虽然不是法律,但是其首次明确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和方式,不能不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由于《解释》明确规定以受害人的户籍状况作为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标准[3],导致了农村户籍受害者得到的赔偿金远低于城镇户籍的受害者,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同命不同价”的讨伐声不绝于耳。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而言,“双重标准”考虑到了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其意在追求法律的实质正义,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一规定违反了平等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基本法律精神,从深远看,它不仅不能真正达到追求公正的目的,反而会带来许多负面的效应,促使某些社会矛盾的激化。由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立法的不完善,上述矛盾,恐怕在短时期内是无法平息和解决的。

二、海上人身伤亡侵权损害的赔偿标准

(一)海上突发侵权行为[4]人身伤亡赔偿标准

1、涉外海上突发侵权行为人身伤亡赔偿标准

《涉外规定》是目前我国审理涉外海上突发侵权行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重要依据之一。该规定第三、四条明确规定了伤残和死亡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参照执行即可。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其中第七条的规定:“海上人身伤亡赔偿的最高限额为每人80万人民币。”1993年7月1日《海商法》施行后,在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第二百一十条中根据船舶的不同吨位对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由于该条规定也适用于涉外的海上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其与《涉外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如何适用也产生了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基于新法优于旧法的观点,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涉外规定》被废止前,不适用理由不充分,目前仍为有效的司法标准[5]。还有一种意见认为,80万元的赔偿限额是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新创制的“单位责任限制”,由法院在审判案件中主动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综合责任限制”,只有当事人主张该项限制权利时,法院才会予以适用[6]。我认为,前两种观点均失于偏颇,主要是对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设立目的和宗旨理解上的偏差所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指在发生重大海难事故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时,作为责任人的船舶所有人、船舶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救助和责任保险人等,可根据法律的规定,将其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限度内的赔偿制度[7]。它不同于一般民事损害赔偿采用实际损失赔偿原则,而是将责任人的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基于海运业风险的特殊性,如果要求船舶责任方全额赔偿,势必导致船舶责任方因偶然的海难事故就濒临破产边缘,这将钳制和窒息海运业的发展。因此,为了鼓励和保护海运业的健康发展,各国纷纷立法将船舶责任方在海运中的海事责任予以合理限制,有关的国际公约相继出笼,赋予船舶责任方这一特权。我国《海商法》也通过对国际公约的借鉴制定了第十一章海事赔偿限制[8]。因此,第3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船舶责任方为其损失(包括人身伤亡和非人身伤亡)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时,《涉外规定》的限额与《海商法》的规定是同时适用的,先享受《涉外规定》的限制,再享受《海商法》规定的限制。当《涉外规定》中计算的数额超过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时,其差额与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并例,从非人身伤亡赔偿基金中按比例受偿。

2、非涉外海上突发侵权行为人身伤亡赔偿标准

由于我国国内对人身损害赔偿立法的欠缺,至今尚未有专门法律适用于该领域。在2004年5月1日前,法院审理相关案件主要参照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来计算赔偿数额;《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实施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被废止,但是由于新法和实施细则也未明确赔偿标准,仅概括性地规定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同时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作出了适用《解释》的指引。由此《解释》成为目前法院审理国内侵权行为导致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之一。根据《解释》的规定,赔偿标准按照受诉法院地标准,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的收入高于受诉法院地标准的,可以适用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的标准。同时,《解释》还第一次对因侵权致人伤、残或死亡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A死亡赔偿金——《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B残疾赔偿金——《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同时规定计算残疾赔偿金时,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未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而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对计算结果进行相应调整。

C被扶养人生活费——《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由于《解释》对死亡、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计算标准规定十分明确,笔者在此不再作详细的分解说明。《解释》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规定是我国人身损害赔偿中的重大突破,它改变了我国对人身损害赔偿仅注重物质赔偿的模式,但是由于《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仅作了概括型的表述,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该规定值得探讨。

D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

《解释》第一条和第十八条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的,受害人或死者近亲属享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该规定在国家对人的生命、健康权日益重视并加强保护的今天,顺应了社会对这方面立法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在该司法解释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即等同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而在《解释》中,残疾、死亡赔偿金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不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当事人可以在残疾、死亡赔偿金之外另行主张。但是《解释》第十八条又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予以确定。”该条文明显存在逻辑缺陷,在《解释》已明确将精神损害抚慰金排除于残疾、死亡赔偿金之外的前提下,又要求参照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为同一概念的《精神损害赔偿解释》来确定。虽然,两个条文的道理和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就条文的表述来说,的确使人产生了逻辑上的混乱[9]。

关于两个司法解释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概念上的冲突,我认为应根据《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来执行。《解释》2003年出台,而《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在2001年已生效实施,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中关于精神抚慰金概念的条文因与《解释》抵触而无效。同时,参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和理清精神损害赔偿和物质损害赔偿的角度出发,将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残疾、死亡赔偿金分别作为不同类型的赔偿内容有利于对受害人合法利益的保护,符合设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原意[10],同时也更有助于完善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

3、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对海上人身伤亡赔偿的影响

海事赔偿责任制度在上述第1点中已作介绍,在此不再累述,由于该制度旨在鼓励海运业的健康发展,将船舶责任人的损失限定在一定的额度内,因此,必定对海上人身伤亡的赔偿产生影响。当船舶责任人申请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而《涉外规定》或《解释》中计算的赔偿数额超过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时,其差额与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并例,从非人身伤亡赔偿基金中按比例受偿。

(二)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海上人身伤亡侵权赔偿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是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所订立的合同。”在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发生海上人身伤亡会产生违约与侵权的竞合问题。由于本文讨论的是因侵权行为而导致的人身伤亡的赔偿标准问题,因此基于合同而产生的赔偿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当劳动者基于侵权之诉请求法院依照《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计算损失时就涉及到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的关系问题。目前对该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工伤保险取代民事赔偿;受害人可同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损害赔偿;受害人可选择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或民事损害赔偿;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损害赔偿实行差额互补[11]。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应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同时,根据《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按照通说,该条规定采用的是“取代模式”,即对于用人单位而言,采用工伤保险取代民事赔偿的方法。

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或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或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都应当认定是工伤,享受工伤保险赔偿。而在上述情况下,工伤多由第三人侵权引起。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劳动者在享受《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后能否再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第十二条虽然规定了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以《工伤保险条例》为限,但并未限制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以外第三人的侵权行为索赔的权利,相反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向侵权第三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应得到支持。劳动者享受工伤保险的赔款时无需考察工伤事故的原因,在因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也不要求劳动者必须先向第三人主张,法律也未赋予工伤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对第三人享有代位求偿的权利。因此从法律的规定和立法的本意来看,无论是《工伤保险条例》还是《解释》都未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救济方式,法律既然未明文禁止,当事人当然享有同时选择两种救济方式的权力,即所谓的“兼得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登的“杨文伟诉宝二十冶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12]也采用了这一观点作出了有利于受害者的判决。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尚未有采用第三、四种观点的做法。

我认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现阶段应采用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损害赔偿差额互补的方式较为合理。所谓差额互补又称为补充模式,即工伤事故发生后,受害雇员首先受领工伤保险给付,然后依侵权行为法规定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但应当扣除其已领取的工伤保险补偿[13]。采用该种模式较其他三种模式逻辑更为严密,也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首先,差额互补符合损失补偿原则。《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对工伤保险的性质作出明确的阐述,工伤保险是为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或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而建立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工伤保险不仅仅是出于保护受害职工的目的而建立的,其建立是出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要求,必须综合考虑用人单位和受害职工的双重利益。因此,基于工伤保险而获得的补偿金不可能完全弥补受害职工所遭受的损失,特别是精神损失的补偿。而差额互补的理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赔偿的结果上看,差额互补符合侵权法上所采取的“完全赔偿”的损失补偿原则;其理论基础也符合《解释》第十二条的立法宗旨,一方面,通过民事损害赔偿途径使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得到完全补偿,另一方面,也避免受害方基于同一事故得到双重赔偿的结果;既全面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不使受害人获得超出其损害的利益。其次,差额互补合理的保护了受害方的合法权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及完善阶段,具有社会保险性质的工伤保险制度尚未真正确立。同时,在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的条件下,整个社会并不特别看重对劳动者的保护,更缺乏相应的工伤预防机制的配合。在工伤保险体系还远未健全的情况下,民事赔偿在工伤赔偿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弥补了工伤保险在现阶段对受害者保护的不足,不仅在物质损失上而且在精神损失上给予受害者更完善的保护。同时由于工伤保险赔款的数额远低于《解释》规定的民事损害赔偿标准,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应该从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出发,将民事赔偿作为工伤保险赔偿的有益补充,将两种方式有效的结合起来更好地保障受害方的合法利益。再次,差额互补的方式有助于对加害方进行必要的惩戒。当受害方遭受工伤是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而造成时,即使受害方已经取得了工伤保险的赔偿,仍不能免除第三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是《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所表达的内容,如果采取替代学说的观点,明显与《解释》的规定不符。同时,如果以受害方已获得工伤保险赔付而免除加害方的赔偿责任也于理不合,不仅不能全面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而且不能对加害方起到必要的惩戒作用。

(三)雇佣合同履行过程中海上人身伤亡侵权赔偿标准

海上雇佣合同指雇主与雇员签订的规范双方在海上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海上劳动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的协议。雇佣合同相对于劳动合同而言,其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劳动合同是仅适用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用工合同,而雇佣合同凡法律调整的服务均可以适用,同时雇佣合同受国家干预的程度较劳动合同弱,最关键的是雇佣合同不受《劳动法合同法》调整,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简称“合同法”)中的无名合同,由《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调整。

在海上雇佣合同中,外派船员合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合同,他涉及三方合同关系,各合同关系又受不同的法律调整。船员在外派期间发生人身伤亡,依外派合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船员或外派单位与外轮船东之间签订的是雇佣合同,有关的人身伤亡纠纷应受雇佣合同约束,其赔偿标准为侵权损害赔偿标准或违约损害赔偿标准。

《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解释》已将雇佣合同人身伤亡的赔偿问题纳入到它的调整范围,因此在合同未对海上雇佣合同人身伤亡的赔偿标准作出约定或约定的赔偿标准低于法定标准的,应适用《解释》的规定,而在受害人直接起诉侵权第三人的场合则直接适用《解释》的规定。

在此,我们还应注意区分海上雇佣合同与海上承揽合同,承揽合同注重定作人的要求以及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常见的海上承揽合同主要有船舶修理和建造合同。一旦认定双方的合同关系属于承揽合同,则定作人对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的人身伤亡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人身伤亡侵权赔偿标准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标准实行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对涉外海上旅客运输造成的人身伤亡,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赔偿不超过46666特别提款权(约折合人民币60万元)[14],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15],我国港口之间海上旅客运输造成的旅客人身伤亡,承运人对每位旅客的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4万元。两者相差15倍,这必然导致受害者规避合同而向承运人提起侵权之诉。而侵权之诉的赔偿计算标准又参照《解释》的规定,同时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约束。

三、海上人身伤亡赔偿制度的完善和建议

(一)以“人命价值优先地位”的指导思想完善我国的人身伤亡赔偿制度

1、逐步统一城镇和农村人身伤亡的赔偿标准

如文前所述,“双重标准”考虑到了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和消费水平的差距,似乎是在追求法律的实质正义,但是从深远来看并不能达到追求公正的目的。首先,从法理上看,这一规定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其次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来讲,很难达到立法者追求实质正义的目标。虽然“双重标准”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损害赔偿的实质正义,但事实上,收入差距在各种情况下均普遍存在,城镇居民中尚有无业游民、下岗工人、工薪阶层、高收入人群等,而在农村居民中,又可分为农民、打工阶层、乡镇企业家等等。同时,死亡赔偿金作为一种逸失利益,它是一种可期待收入损失,而“未来”本身就是一个尚未发生的不确定因素,我们不能仅凭受害者死亡时的经济状况来断定其在未来时间里可能创造的价值。第三,“双重标准”增加了实践操作的难度。《解释》规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适用不同的标准,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区分上,立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各个法院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定义和区分,必然导致类似案件在不同地区的法院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的情况,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同时由于“双重标准”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规定,要对一个不合理的规则制定一个合理的事实标准只可能是权宜之策,即使已顾及了各方面的因素,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状态[16]。尽管“双重标准”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笔者认为,对这一规定单纯地批评和否定意义不大,关键是如何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在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上不应采取“双重标准”而应适用统一标准,即不再区分城镇和农村居民而采用统一标准计算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统一标准更有利于对自然人生命权利的平等保护。死亡赔偿金是对自然人的生命权利的物质补偿,这不仅仅是对受害者家庭共同体应得财产损失的赔偿,更应是对人权的尊重。从本质上讲只有对生命权利平等的物质补偿才能体现出对人的生命权的最高人格利益和至高无上人格的平等保护。当然,适用统一标准也可能增加加害人的责任,带来其他弊端,但笔者仍然认为同一标准更符合损害赔偿的标准理念和实践发展,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权保护思想,更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当然,在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要取消“双重标准”,采用“同一标准”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统一城镇和农村人身伤亡的赔偿标准的过程。

2、摈弃劳动仲裁前置的做法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工伤争议前须提交有关劳动部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在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司法实践中大量工伤赔偿须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而理论界对此看法又不尽一致,仲裁与诉讼衔接不当,造成仲裁与诉讼扯皮现象严重,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笔者认为该解释和实践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均无明文规定关于人身伤亡的劳动争议应当仲裁前置的条款[17],申请仲裁只是当事人选择的权利,并无强制仲裁的义务。最高院对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的解释显然违背了有关法律和规章,是对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曲解。仲裁前置也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限制了当事人诉讼的权利,是对当事人权益的重大损害。仲裁前置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最常见的困境是,当事人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仲裁申请,如果当事人未在六十日内提出仲裁,则六十日之后仲裁机关不予受理。法院也会因劳动争议未经仲裁也不予受理。受害人往往陷入告状无门的尴尬境地。再如,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中追加诉讼请求或有反诉的提出,而这些又没有在仲裁程序中出现,法院如果受理,则与上述解释相违背;如果以未经仲裁程序为由不予受理,这又岂非徒增当事人的诉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的规定》明确了船员劳动劳务合同由海事法院管辖。司法界有人认为其与仲裁前置的规定相矛盾,应属无效,但仲裁是否前置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海上作业作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其人身伤亡的损害赔偿是否可特别优于一般人身伤亡争议,笔者认为是可行的。但为慎重起见,建议立法明确规定,海上人身伤亡纠纷不适用仲裁前置的限制;或者立法明确裁审分离原则,究竟采用哪种方式解决纠纷,应还权与当事人,由当事人自愿选择,这也符合仲裁自愿原则。摒弃劳动仲裁前置或适用或裁或审,是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也更有利于对海上人身权的保护。

3、残疾赔偿金赔偿年限的合理化

残疾赔偿金赔偿年限的确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通常是规定一个固定的年限来解决的,《解释》亦采纳了这种观点。这种规定模式对于司法实践来说确实比较清楚且容易操作,但是它是否足以弥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是否让加害人承担了他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呢。笔者认为这种预先设定最高赔偿年限的做法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特别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尤其不合理,20年并不是他人身的全部,仅获得二十年的赔偿不足以弥补他一生因致残而带来的损失。同时预先设定最高赔偿年限也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他既没能反映出劳动能力或者获得必要生活资源的能力的丧失同实际需要的生活资源之间的对等关系,从经济学角度讲加害人也没有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支付全部的补偿。虽然《解释》的三十二条规定:“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护理、配置辅助器具,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相关费用五年至十年。”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设置最高赔偿年限的不足,但是这一权利的行使必须通过不断的诉讼来维持,对于身体健全的人而言尚且不易,对于一名残疾人来说就更加困难了。因此,笔者建议应当进一步完善对残疾者赔偿金的赔偿年限的规定,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人均期望寿命为标准,赔偿年限为受诉法院所在地人均期望寿命减去受害人定残时的实际年龄,最低不少于5年,受害人年龄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人均期望寿命的,按5年计算,除非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残疾者在致残后的实际生命存续时间。这样的规定可以弥补现行残疾赔偿年限的立法缺限,增强了对受害者的保护,加强了对加害人的惩罚,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通过这种损害赔偿数额的加大对损失的发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二)推行海上人身损害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本文所称人身伤亡强制责任保险是指因伤亡损害所引起的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是指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保险责任的内容,不问投保人和保险人是否同意,必须按照规定投保的责任保险。同自愿保险相比,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法律关系的产生具有强制性和全面性的特点。

在我国,目前公路运输、航空运输中均有关于旅客运输责任险的立法实践,不论从行业风险的角度,还是从权利价值的角度,对海上人命安全责任推行强制保险都是时代的应有之义。

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权是第一位的,因此国内外司法界对推行海上人身强制责任保险的态度多是积极肯定的。问题是,目前,船东是自愿申请成为船舶互保协会会员,并无法律上的强制规定,实际情况是还有大量的船舶未被各种自愿保险所覆盖。而且在保赔保险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船东要想获得赔付补偿,必须是其已实际支付给受害人相应的赔偿。保险协会的宗旨是补偿船东,如果船东未履行赔偿责任,则包赔协会也不会对其进行补偿,这一原则反而成为受害人及时获得损害赔偿的桎梏。如果过了诉讼时效,保赔偿协会的责任可能会永远免除。为了克服先行赔偿原则的缺陷,使责任保险及时保障受害人利益,有必要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该制度可突破先行赔付原则,保险人的补偿责任不再以责任人先行赔偿为原则。受害人有权选择赔偿责任种类或责任保险人。受害人不仅有给付请求权,也有给付领受权。可以选择对其有利的被请求人进行诉讼。责任保险人不得以对抗投保人(责任主体)的抗辩理由对抗受害的请求,但可以投保人对抗受害人的抗辩理由对抗受害人的请求权。

我国《海商法》中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主要是调整保险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也没有强制责任保险的依据。但我国的《保险法》在第四十九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条规定可以作为推行海上人身损害强制责任保险的依据。

目前,我国海上事业有船舶互保协会的实践基础,推行海上人身强制责任保险是可行的。具体而言,笔者建议在我国修改《海商法》或制定《船员法》时设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要求海上经营人对海上经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人身伤亡必须进行相应的责任保险。尽管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海上经营的成本,但从长远看,对海上事业的经营人和海上人员都是可靠的保障,有着其他保险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完善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立法

1、在《海商法》中设立专门章节规范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完善《海商法》的需要

从现有《海商法》体系看,其条文的制定遵循了独立自主,同时参照国际公约、国际惯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原则。在海上货物运输、海上保险等各个章节的立法上,从我国运输即贸易的实际出发,以当时通行的国际海事条约为基础,适当地吸收国际惯例,并考虑了国际海事立法的趋势。我国《海商法》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固有体系,但是有关海上人身伤亡损害法律救济方面的规定却散见于个别章节中,因此关于赔偿范围、限额、计算标准和方法等方面的内容都不统一,与整个体系不相协调。建议将海上人身伤亡的法律救济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规定于《海商法》中,将散见在各章中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同时适当的吸收各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中涉及海上人身伤亡内容的立法,制定出系统完善的法律规定。该章节应以保护和尊重人的生命、健康权益为立法原则,在具体内容上,笔者建议应当明确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管辖权、权利主体、责任主体、赔偿原则、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计算标准和方法、赔偿归属、精神损害赔偿等内容,使之系统化和具体化并真正具有可操作性。在审判实践中,要严格区分生命健康权本身的价值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区别,即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与其他收入的差别。两者在性质上是权利价值与财产损失的关系,内涵和外延不同,决不能混为一谈。一般的伤残赔偿应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合理营养费、特殊医疗费、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继续治疗费,还应赔偿受害人实际扶养且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死亡受害人的家属应赔偿其死亡补偿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及其他合理支出的费用。在制定有关赔偿标准的相关立法上,应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合理调整的空间。例如,应以受害人受害前的生活水平为基本标准,赔偿应不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如果受害人生活水平高于当地平均标准的,应按其实际生活水平赔偿,如果受害人生活水平低于当地生活平均标准的,应以平均生活赔偿。在归责原则上,笔者建议采用无过错原则为主,其他原则为辅。生命健康是无价的,人身损害赔偿立法采用无过错原则,也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趋势。关于海上人身伤亡引起的责任竞合问题,建议赋予受害人或其近亲属选择的权利,并缩小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差别,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统一。在确定赔偿范围时,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同时应力求统一法律、司法解释和规定中对赔偿限额的冲突规定,尽量缩小内外的赔偿限额差异[18]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适当提高赔偿限额。

2、建立海上侵权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立法要予以特别的重视和明确。

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法官自由裁量审慎的原则,二是赔偿总额适当限制原则。法官自由裁量原则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基本原则。但自由裁量权并不是无限制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法官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随心所欲,它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在考虑案件全部情况的前提下,酌情适用某些从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素并参考法律规定来确定。在具体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依据受害者遭受人身伤亡而对受害者本人或其亲属造成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损害后果分别确定不同幅度的赔偿基数,主要可以从人身损害的三种情况即一般伤害、致残和死亡来初步确定赔偿基数,同时参照受害人的年龄、健康、婚姻、职业、受教育等状况来确定。法律可以规定指导性幅度,各省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额度,使相关法律、法规更具操作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精神赔偿过于抽象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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